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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一場變相的戰爭，所導致的全球經濟損失并不亞于一場中小規模的戰爭。”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王逸舟在與搜狐財經的訪談中表示，當前世界正處于大分化時代。物流疫情令西方社會顯露出治理危機，也令西方價值產生衰退風險。王逸舟說，西方社會恰如木秀于林，因此其疫情的應對失措便顯得反差巨大。但西方的衰落，并不等同于全球權力分配由西向東轉移。他表示，這次疫情導致的危機確實使得美國霸主的地位變得搖搖欲墜。但美國仍擁有的科技實力、人才實力，加之單邊主義到達高點后預計將出現回落，因而不能夸大美國已陷入無可救藥的危機階段。全球化也陷入低谷期，但王逸舟并不贊成全球化已終結的觀點。因為全球化的低谷期，也蘊含著產生新業態、新技術和新生產方式的可能性。他相信，全球化一定還會進入新一輪的高漲期。王逸舟近期一直在研究中國外交轉型和能力建設，并提出“仁智大國”的概念。他對搜狐財經表示，當今國際社會是三維立體的，包含經濟世界、政治世界和社會世界。中國雖是經濟世界的弄潮兒，但在社會世界，尤其是在國際形象塑造、多邊斡旋談判等軟實力方面，我國還存在不少短板。“這是中國作為新興世界巨人的缺失的部分。”王逸舟說，釋放民間個體更多的創造性，對中國未來的全球角色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更多像姚明等活躍在全球公共事務上的人，因為他們不僅在各自領域中表現得很出色，也代表了來自于中國民間社會的創造性。”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 王逸舟

搜狐財經：基辛格近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稱，物流疫情將徹底改變世界秩序，并擔心美國模式和西方價值會因疫情的沖擊而衰落。福山也撰文稱，疫后的全球權力分配將繼續向東轉移。如何看待疫后世界格局的變化？王逸舟：從全球范圍看，目前我們正處在學術大爭論和大分化的時代。疫情是否會徹底改變原有的世界和國際格局，尤其是導致西方的衰落？我有以下兩點看法。，這次疫情毫無疑問是非常罕見的沖擊波。西方模式在疫情中遭到重挫，其吸引力和全球影響力隨之下降。西方內部主要國家間的分歧，也達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嚴重的水平。可以說，西方制度，以及它的價值觀念所曾顯示出來的某些優點，要么是處在明顯的衰落期，要么是處在重大的搖擺期，充滿不確定性。第二，西方的衰落不等同于權力直接由西向東轉移，也不必然等同于中國崛起。中國的媒體有很多說法，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但我以為不是你進我退的簡單關系。這種簡單的看法很可能會導致重大的判斷失誤。疫情當然是導致當下西方出現大危機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衰落是各種內外因素疊加沖擊所造成的。未來世界可能不會重演大國主宰的場景，而是一種特殊的多極、多元乃至“無極”格局：不同規模與特點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可能在不同領域扮演不同的角色或重大創新平臺作用，引導全球的變化及國家間的博弈。所以用舊的模式構想中國取代美國，不僅與事無補，反而可能發生重大方向偏差。疫情作為突發的重大國際公共衛生災難造成了人們的手忙腳亂，西方的表現尤其明顯。西方社會站得高，因此危機下的應對失措就顯得反差特別大。金磚國家南非、巴西也正在遭遇嚴重的疫情沖擊。那些缺乏公共醫療衛生體系的落后國家，其實疫情也很嚴重，只是人們不大關注而已。全球各地區都不同程度上遭受了疫情的沖擊，全球格局亦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全球范圍的原有制度安排，包括原有公共衛生體系、原有國際貿易體系、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等，都處在重大調試或再啟動的狀態。搜狐財經：您認為有必要擔心全球范圍內政治極化現象的出現嗎？王逸舟：物流疫情不僅導致了世界貿易、投資嚴重衰退，而且加劇了人們在情感上的隔閡和分裂，產生了民粹主義的、排外主義的、以鄰為壑的思潮。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任何一次大的經濟低谷期，或往往在重大的社會危機時刻，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思想都會抬頭。反之，在全球化發展快、經濟形勢越好的時候，這些東西就不那么吃香。一旦經濟出了問題，大家的消費水平下降，政治家們就會找替罪羊，相互指責，全球皆然。問題是，這些讓人擔憂的思潮在多大程度上會演變成重大的全球性災難？ 當下出現的政治現象，確實表明政治極化處于一個周期性的高點。但這也意味著，不管政治極化的思潮會蔓延多大、持續多久，鐘擺一定還會再回擺過來。歷史上其實出現過很多類似的周期。我們一定不能將其看成一個孤立的現象，它和全球化的周期性調整是有關系的。搜狐財經：疫情加劇國家間內部發展的不平衡和新興力量與現存系統的沖突，這被視為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現在來看，您認為未來可能會爆發全球戰爭嗎？或者疫情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全球戰爭”？王逸舟：如果疫情繼續發展，它會造成很多更糟糕的局面。比如，很多地方可能會出現大規模失業、大規模的糧荒，甚至將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抑或是少數族群、地方軍閥、宗教勢力間的大打出手。從這個意義而言，疫情確實是一種新的全球性沖突，一種加劇且變相了的全球性戰爭。不過，疫情下的變相戰爭屬于非傳統安全范疇，和傳統戰爭對應的傳統安全有重大不同。而疫情本身導致的損失并不亞于一場中小規模的戰爭。雖然疫情沒有硝煙，但是死亡人數卻高達幾十萬，而且其導致的社會震蕩（如難民潮）、經濟沖擊等，可能比一場中小規模戰爭還嚴重。我們不能低估疫情所導致的非傳統安全損失。非傳統安全不能靠槍炮解決問題。傳統的國家機器更多是按照傳統的安全格局來設置。而當下的疫情導致的危機，突顯了非傳統安全的因素，是全球不適應、人們不安感加劇的主要成因。搜狐財經：特朗普政府治下遭遇社會認同危機，您怎么看這種危機？王逸舟：作為全球強大的國家，美國卻是這次疫情應對中表現差的國家，這是非常諷刺的。說明傳統的應對能力并不能適應非傳統安全的危險。特朗普的政治素人身份，以及應對疫情的手忙腳亂和單邊主義，導致了美國當下的政治認同危機和美國全球形象危機。他自然難辭其咎。但這次美國的危機確實不完全是領導力危機，也是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一次重大挑戰。同時，由于美國國內以族群矛盾為代表的社會深刻沖突的根源長期未得到緩解，因此美國也出現了現有政治制度危機。綜合來看，這次危機確實使得美國霸主的地位變得搖搖欲墜。不管是思想家如福山，抑或是美國的一些政黨分析者，都承認美國現在面臨著大問題。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美國將來不是被外界擊垮，而是源于美國內部的崩塌：不管是族群矛盾、政治體制危機，還是別的因素，后都將使美國進入不可逆的衰退通道。我覺得此論值得重視。

美東時間11月15日，SpaceX正式發射商業載人飛船但美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難以撼動的地方。比如，美元的霸主地位恐怕一時間任何國家都難以撼動。美國在航天航空領域的巨大優勢，包括NASA和馬斯克在內的社會科技創新力量，恐怕還不敢說美國科技創新力已經崩潰。尤其作為大學的教員，我觀察到，美國教育是一種重要而強大的軟實力。其他國家和美國在科技創新能力培育方面的差距，恐怕比GDP差距、軍事差距還要大。而且美國歷史上經常有所謂的鐘擺效應。比如，當保守主義思潮盛行后，下一輪將盛行自由主義思潮。當單邊主義登峰造極后，下一輪就開始重回多邊主義。現在美國退了將近20個大群，包括教科文組織、世衛組織、TTP等，但這些都是美國成為世界霸主重要的軟實力支柱。特朗普時代自廢武功，把這些軟實力放棄了。“軟實力”概念的發明者約瑟夫·奈到北京大學演講時強調，美國未來一定要重新重視國際協調和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而不能只顧當下經濟利益，搞單邊主義。我不敢保證，再過一段時間，美國多邊主義的鐘擺是否會擺過來。總而言之，不要低估當下美國的危機，但也不能忽視未來美國鐘擺搖回來的可能性。搜狐財經：疫情將加劇全球化的退潮，以及相應的國際組織影響力和協調力的下降。有觀點認為全球化將進入新的半球化時代，也有觀點認為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您如何判斷當前全球化的走向？ 王逸舟：不少觀點以為，當下的危機是全球化的退潮或終結，是國際組織影響力和協調力的下降。我并不贊同上述觀點。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使用得當，可以使你披荊斬棘。因而，全球化危機中，也蘊含著危中之機。這幾百年來，全球化自有其周期。每個周期都是大浪淘沙的過程。每次重大危機出現的時候，就會產生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摧毀了一些產業，同時也蘊含著新業態、新技術和新生產方式。在經歷了疫情這個大沖擊波后，某些無法適應信息化需求的傳統行業、技能和產品將變得不再時興。而新的技術和業態將悄然興起，有可能在未來十幾年、幾十年站到橋頭，成為新一輪全球化高漲期的領頭羊。全球化的低谷期恰恰非常考驗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也非常考驗政府決策者制定經濟刺激導向的眼光。國際關系其實也是如此，在經歷了大震蕩后，人們也在思考未來的國際制度，如何開展國際多邊主義的合作？全球化一定還會進入新一輪高漲期，國際制度重塑、國際多邊主義協調一定會再起步的，只不過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形態。近德國當選為歐盟下半年主席國后，默克爾發表了好幾次深思熟慮的講話。在我看來，這就是德國試圖推進新一輪全球化的戰略思考。她特別談到，面對疫情帶來的沖擊、英國脫歐導致的內部裂痕，以及難民潮等問題，德國有決心使得新歐盟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開步伐。默克爾看似平和、溫和的語氣間，其實蘊含著智慧，體現出她長遠的眼光。全球化的新周期還會到來，無論是從體制層面、觀念層面還是技術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過程。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日前稱其物流mRNA疫苗保護效力達到94.5％搜狐財經：中國在此次疫情中率先恢復，有可能成為國際醫療或防治疫情行動的和協調者嗎？王逸舟：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國民為全球抗疫所付出的犧牲，以及隨之取得的階段性成就，但一定不要夸大成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和協調人。我們在軟實力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國際形象塑造、多邊斡旋談判等方面，我國還是一個新手。尤其美國政府更迭之后，新的領導人可能重新美國在多邊機制中的主導，加強對盟友的協商協作。不要低估這種可能。我的一個發現是，近這些年中國對國際多邊合作方面的注資投入在快速地增加，中方人員參與數量也隨之提升。中國越來越成為全球多邊機制的積極響應者、參與者和貢獻者。但是在諸如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國際難民署、國際糧農組織、國際維和行動等重大國際組織中，我們的話語權和干部仍是不足的，包括制訂規則的能力遠遠還達不到老牌西方國家的水平。搜狐財經：應如何提升我國的社會實力，走向您所提出的“仁智大國”？王逸舟：我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越來越舉足輕重，這是國家能力的體現。但我國在國際格局中的社會性參與的地位仍然人微言輕。作為個體的中國公民、小微民營企業的創造性和想象力仍然是比較少的。這是一個重大憂患。我一再強調，當今世界是三維立體的，不僅僅是經濟的世界、政治的世界，還有社會的世界。中國可以說是經濟世界的弄潮兒，且在政治世界中變得越來越活躍。但在社會的世界，我們還存在不少短板。這是中國作為新興世界巨人的缺失的部分。我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強調一個觀點：改革開放重要的啟發是，其大大釋放了社會個體的活力。這是中國走向富裕之路、走向經濟超級大國的原因。我特別喜歡像姚明等活躍在全球公共事務上的中國人，因為他們不僅在各自領域中表現得很出色，也代表了來自于中國民間社會的創造性。在很多時候，他們講著國際上通用的語言，代表著國際流行的偏好和追求，更好地展示了中國在全球的社會形象。我們需要更多類似姚明這樣的人。搜狐財經：面對疫情后的國際關系變局，您認為中國的應對之道都應該包含哪些？中國在未來參與國際事務時應當堅持哪些原則？ 王逸舟：面對疫情后的國際格局，中國參與進去當然有很多不同路徑。我個人覺得當下重要的是要對中國自身的政策做出審視和評估。另外，我認為中國非常有必要在國際舞臺上加強國際協調。“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非常好，但我覺得要避免過于聚焦中美關系，避免各個領域的所有工作都圍繞著中美關系的冷熱起伏而變化。其實沒有必要。我們需要一種世界眼光，不要隨著美國少數政客走，而忽略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國際組織的關系建設。在該過程中，我們一定也要避免盲目自大，避免意識形態的高調，更不要想著輸出中國經驗和模式。改革開放初期，整個社會氛圍都很愛學的，都勇于承認自己的不足，因此知恥者而后勇。現在的中國也不應該放棄以往謙遜的心態，因為對國家發展而言，承認問題并不是什么羞恥的事情。承認短板恰恰是國家發展壯大的前提。成于憂患、死于自大，對誰都如此。